<DIV style="LINE-HEIGHT: 15pt">本期与主编对话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国青教授。陈教授现担任爱思唯尔Information Sciences、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Information & Management、Fuzzy Sets and Systems的期刊编委。

陈教授，在SCOPUS（全球最大的二次文献数据库）中搜索您的名字，我找到了39篇您作为作者或共同作者的文章。其中有一篇2002年的文章Fuzzy Association Rules and the Extended Mining Algorithms被引用了35次，另一篇1994年的文章被引用了20次（见下图）。您认为是什么使得这两篇文章在其所在领域能有这样的持续影响？  </DIV><DIV style="LINE-HEIGHT: 15pt"> </DIV><DIV style="LINE-HEIGHT: 15pt">影响比较长的论文应该是具有创新性的文章，如提出思想新颖、有意义、有前瞻性且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新观点或是创新性地深化、推进前人的观点。我感觉2002年的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提得比较早，角度比较新（提出部分隶属的观点），有一定的重要性和难度，因而会吸引到比较多的关注。上面提到的另外一种创新是在别人的工作基础上加以深化，94年的那篇文章则属于这一类。文中提出了一个公理系统，涉及一个数据库问题，构架了一个完备的结构。96的文章也是，做得比较完整、扎实，属于从深度上进行创新，从大的框架上进行研究。

您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从事研究多年，之后又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及做研究，期间同国内外学者均有过合作。您在课题研究中是如何选择共同合作的人的？而对于您所在研究领域中项目的国际合作趋势您是如何看待的？

合作研究首先必须有接触的渠道，比如在期刊上看到感兴趣的文章然后给作者发电子邮件联系，或是参加国际会议从中认识同一领域有相近研究兴趣的人。

我认为国际会议有两个主要用途，其一是在会议上发表文章，把自己的工作让大家批一下，来完善自己的工作；另一个是认识人，通过与人交谈可以了解到研究领域的趋势和热点，没有这个机会可能会摸索很多时间。比如前阵子MIS的创始人Gordon Davis访问清华，我们聊天谈到IT adoption的TAM模型。这个模型是美国提出来的，后来芬兰做一下，澳大利亚做一下，中国做一下，再跟美国比，新意不够，大家有点腻了。他说，IT adoption 必须有新元素进去，或者对模型进行扩展，如在模型中加入跨文化因素。通过这些交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学科动向，因而我建议年轻学者每年应该至少参加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来了解所在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现有共同兴趣的研究合作对象。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的交叉融合，国际合作自是越来越多。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合作属于内容上的合作，如阅读文章发现共同兴趣，并且越来越多地通过视频进行相互研究探讨。年轻学者可以比较主动地同国外作者联系。

作为商业智能与数据挖掘、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模糊逻辑等领域的专家，您认为这些领域的研究趋势和热点问题是什么？美国一直是引领信息化管理研究和应用的国家，您认为还有哪些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出色？

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分3个学派：技术学派（关心信息系统是怎么被构建的，信息是如何被检索、处理的，即研究信息本身的构建问题）；行为学派（不关心系统和技术处理内涵，而关心信息是如何被使用的）；经济学派（原来属于行为学派，90年代末发现信息技术不光是一个工具，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信息作为产品、商品时，研究它的供给、需求等，它的经济特征是什么等等）。简而言之，技术学派关心信息怎么被造出来，行为学派关心信息怎么被使用的，经济学派关心信息产品的特征。

技术学派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是围绕着数据与商务智能的研究，如数据如何存、取等；商务智能方面如推荐系统，web search等，还包括里面一些CRM的应用。行为学派上，IT Adoption比较流行，但希望在模型上有所突破、或是进展；其他一些从实证方面的角度，如信息扩散(diffusion)，adoption比较主动，diffusion则比较被动。经济学派则比较关注网上拍卖的定价，金融产品的定价，比如说研究一个产品怎样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定价，或是契约协调等等。比如说讨论信息产品的生产函数，需求曲线会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华尔街炒股用agent，但如果大家都用同样的模型，那么会有趋同，会发生变化。比如新兴电子商务，2002年前后及其之后时间进入了一个理性的思考过程，现在发现电子商务将有一个很大的上升趋势，里面有一些新的特征：移动性（泛在性）、虚拟性（如虚拟现实second life）、个性化（无形围绕有形，服务围绕产品）、极端数据（extreme data，形式和使用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性（如网络社区等）。虽然有很多业务问题，但还有很多学术问题。技术可能引导人们的行为，有需求才有创新，有了创新之后有了新的需求。

作为爱思唯尔多种期刊的编委，您认为中国学者在向国际期刊投稿时存在什么样的具体问题？稿件的创新性强吗？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您对年轻的中国学者在撰写国际论文方面有何建议？

国内稿件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首先是创新性方面，如没有想法，研究的角度没有太多创新，文章的意义不大或是在别人基础上做得还不够；再就是方法上必须科学普适，内容可以很中国，但语言上得让国际读者看得懂。这里语言不仅仅指英语语言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对学术语言和方法论的掌握。掌握对学术问题解释的角度和方法包括如何看问题、如何把问题引入、提出结论时必须有依据，不能是有一些框架、思想，但列出几条原则，画一个框图就结束了。在学术研究发展阶段的早期阶段如果没有系统的训练也缺乏国际交流，因而方法论方面可能跟不上；另外早期论文发表容易求一个数量，对质量可能有所忽略，这些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改进。我建议年轻学者发论文，思想要有创新，工作要有深度，且必须掌握学术语言和方法论。

您是博士生导师、教授、学院常务副院长，同时又是多种国际期刊的编委，您是如何平衡您的时间的？作为学者、教师、和学院领导人，您希望达到的目标分别是什么？另外，可否问一下您为何选择回国任教及从事研究？

我到清华的前4、5年基本上在做学问，没有参与什么行政工作。98、99年开始参与一点，后来一做就做下去了。无论是国内国外，当老师都有三个职责：教书、研究、社会服务（指兼一些社会工作，如系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在这点上我同其他老师并无两样。

要达到平衡，基本上要做好各种角色之间的转换。我一般晚上、周末做研究，白天在办公室比较多，来处理一些行政事务，课上教学生。研究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做的事，除了在院里行政工作的时间我基本都花在研究上，每周会开研讨班，同大家一起讨论。

从事研究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上中学时特别喜欢半导体、电路等，78年上大学报志愿时选择经济信息管理专业，我以为信息就是搞电子计算机的，上了学之后才发现有软、硬件之分。但我还是很喜欢信息管理这一行，之后也没有转过行。我喜欢学校和科研生活，也喜欢教学，当然，做高校老师一般不用坐班，这种工作方式还是很吸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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